民法总则彰显鲜明时代特色

2017-03-21 09:25 来源:检察日报 
2017-03-21 09:25:29来源:检察日报作者:责任编辑:李澍

  作者: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、教授 王利明

 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(下称“民法总则”),这在我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该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系统化,完善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,保障了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“五大发展理念”,为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民法总则从我国实际出发,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,并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,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
  本土性。民法总则立足于我国国情,从实际出发,解决实际问题。民法总则是对我国民事立法、司法经验总结、提炼的结果,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。一方面,民法总则许多制度和规则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具体问题而设计的,这就使得其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。例如,民法总则开宗明义地宣告,要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立法目的,倡导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等价值理念,有助于实现民法的基本功能和目的;在“自然人”一章,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降到8周岁;关于法人的分类,民法总则没有采纳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,而是总结我国既有的立法经验,采用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方法,同时,专设“特别法人”一节,对机关法人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、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等作出规定,这显然也是我国既有法制经验的体现。另一方面,民法总则反映了我国改革的需要。民法总则确认了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,规定了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,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;民法总则第113条明确规定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”,也适应了我国当前改革中强化产权保护的现实需要;民法总则确定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、社会监护为保障、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体制,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,这也有利于强化社会自治,提升社会治理水平。

  时代性。民法总则彰显了时代精神,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世纪,是弘扬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世纪,所以21世纪时代精神应该是对人的尊严自由的保护。人文关怀侧重于保障个人享受一种有尊严的生活,从而实现对个人的全面保护,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。民法本质上是人法,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,最高目标是服务于人的尊严和人的发展。在我国,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温饱解决之后,对于人的尊严保护应当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,我们的民法同样也应当给人的尊严、自由的保障提到更高的位置。从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来看,其关于民事主体、民事权利、民事义务的规则设计也都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。例如,宣示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、强化对胎儿利益的保护、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,规定了成年监护制度以有效应对老龄社会的现实需要等,都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。民法总则广泛确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权益,规定了胎儿利益保护规则、民事行为能力制度、老年监护制度、英烈人格利益保护等,实现对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各个阶段的保护,每个人都将在民法慈母般爱抚的眼光下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。

  民法总则也彰显了时代特色,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,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。例如,针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带来的侵害个人信息现象,民法总则规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,维护了个人的人格尊严,并将有力遏制各种“人肉搜索”、非法侵入他人网络账户、贩卖个人信息、网络电信诈骗等现象。再如,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,要求从事民事活动要保护生态环境、节约资源。这一规定回应了现代社会突出的环境问题,既传承了天地人和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理念,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,是我国民法总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的理念,也符合我国社会的五大发展理念。

  逻辑性。民法典就是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体系,必须实现内在价值体系的一致性和外在规则、制度体系的一致性。民法总则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如下:一方面,民法总则通过规定民法共通性规则的方式,有利于消除各个民事单行立法之间的冲突。例如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(下称《民法通则》)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,而物权法并没有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,这就导致各个民事立法所认可的内在价值和原则并不具有一致性。民法总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基本原则,消除了各个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,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。另一方面,从体系上看,民法总则也是富有逻辑的、完整的体系。从民法总则的内容来看,其是由权利主体、权利客体、权利的行使、权利的保护等规则组成的逻辑体系。民法总则的逻辑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表现较为明显,《民法通则》虽然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,但合同法颁行后,对《民法通则》中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进行了大量修改,这就导致了合同法与《民法通则》的许多规则发生冲突和矛盾,而民法总则就是在系统总结《民法通则》和合同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,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冲突,进行了系统重构。从意思表示到法律行为,法律行为中又区分双方、单方法律行为,共同行为,决议行为等,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和逻辑性。

  基础性。由于民法总则是采取“提取公因式”的方式确立的规则,是民法典中最基础、最通用,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,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,一方面,民法总则第11条规定:“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,依照其规定。”该条明确确立了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适用关系,表明了民法总则是基础性的法律,只有在特别法没有规定时才适用。另一方面,民法总则为民法典分则奠定了基础。民法总则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。民法是权利法,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。我国民法总则也是以民事权利为“中心轴”而展开的。在总则中有关自然人、法人等的规定,是对权利主体的规定;有关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,就是对民事权利的类型、客体、权利行使方式的规定;有关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规定,是对民事权利行使的具体规则的规定;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,是对因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定;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对民事权利行使期限的限制。民法总则就民事权利主体、客体、法律行为及民事责任等一般规则作出规定,而分则体系也将以人格权、物权、合同债权、亲属权、继承权等权利,以及侵害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为主线而展开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民法总则不仅奠定了民法典分则制度设计的基本格局,而且也为整个民事立法的发展确定了制度基础。还应当看到,民法总则统辖了各个单行的民商事法律,民法总则的颁行有效协调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。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,民商合一体例并不追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,其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,统辖商事特别法。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组成部分及对商法规范的高度抽象,诸如平等原则、自愿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、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等,均应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商事活动。民法总则与各个商事法律构成了有机的整体,二者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,也就是说,在出现商事纠纷后,首先应当适用商事特别法,如果无法适用商事特别法,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则。

  开放性。民法总则的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法律渊源的开放性。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:“处理民事纠纷,应当依照法律;法律没有规定的,可以适用习惯,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。”习惯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惯行,同时,人们对其也已经有了法的确信,所以,可以纳入到整体的法秩序之中。当然,这里所适用的作为民法渊源的习惯,应当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,否则,就会导致整体法秩序内部的不一致。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可以适用习惯,这就保持了民法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开放性,同时,使民法可以从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中汲取营养,完善民法规则,也有助于民众将民法规范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二是保护权益范围的开放性。权利是类型化了的利益,在权利之外,还有大量的利益,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。民法总则在划定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时使用了“权益”这一开放式的表述,表明民法总则不仅保护权利,而且还保护利益,这就为将来对新型民事权益的保护预留了空间,保持了民法总则规则的开放性。

  民法典分则也应当在民法总则的指导下,立足我国国情,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,充分彰显时代特色。民法总则的制定使我们坚信,我们有条件、有能力制定一部立足中国实际的、展现时代特色的、科学的、屹立于世界法典之林的民法典。

[责任编辑:李澍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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